这段时间的雾霾和前几年不同，环保、发展、贫富分化的矛盾从各方面暴露了出来，比如:
1.大城市和城郊-小城市-农村的对立：后者是污染和治污的双重受损更多者，而前者是双重受益更多者。
2.中下阶层就业收入和中高阶层环保开车的对立；
3.环保带来的企业负担加重和制造业困境继续缓解的对立
4.环保的国退民进效应对“真民营资本”的伤害

上述问题，唤起了我对于很多过往读过的文献的记忆。比如一系列对美国清洁空气法影响的一系列研究——无论代价，还是收益，都范式化、结构化和系统化的基于数据定量的估计出影响大小。

比如环境大佬Greenstone，他一方面定量的估计出清洁空气法的收益：对总悬浮颗粒物的控制让“美国婴儿死亡率”在1972年当年就下降了0.5个百分点；但另一方面，也定量的估计出“清洁空气法”到1987年为止，对制造业的戕害——造成本来依靠污染行业的郡县的59万个工作岗位消失、损失750亿美金（折算到1987年的美元）。（注，他这两篇文章都写于2000年代初，此后环境标准进一步加严，更大规模的产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外迁，环境进一步改善）。

而我国的上述问题耦合我国的部分经济计划残留+丛林市场机制双扭曲、国企-民资双所有制等特殊的制度安排，是在激励规律的普遍动力机制下，特殊市场和管制设计造成的。它们会带来什么后果，会如何影响环境政策的效果，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而在大洋彼岸，主张放松环保管制甚至废除环保署来救制造业的川普的上台，再一次让我们忽然看到“环保”和“无产阶级”对立了起来，从而揭示了美国“环保-全球化下的污染转移-贫富两极分化-政治崩解”的长达四十年时间尺度的宏阔图景。这是更令人激动人心的故事。

附上Greenstone两篇论文的链接：

http://www.nber.org/papers/w8484.pdf

http://dspace.mit.edu/bitstream/handle/1721.1/45015/2004-006.pdf?sequenc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