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央府要通过”舆论先行、党务监督、行政去产能“的政治政策机制去产能，认为是“自我污名化”，导致了自己在国际问题上的被动。然而，这一政策机制，作为我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主要政策工具箱和套路，其形成有深刻背景。这一背景与“地方政企合谋”问题有根本性链接。只有理解上述背景和链接，才能认知到我国政策工具箱应该担忧什么、研发什么。

钢铁产能过剩是事实，也不宜回避，但产能过剩有诸多因素：1.“08-14年快速基建和宏观政策产生需求”的激励对撞“政治和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放缓“；2.钢铁产业本身的债务和生产成本非凸带来的低于边际成本持续生产；3.”县域经济下的政企合谋和地方债务“和上述两因素的交互作用加剧了产能过多、退出过缓。欧盟不承认我国市场国家地位，也并非没有依据。实际上，无论钢铁还是光伏，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联盟本身，就是一种可能对市场产生扭曲的补贴机制（当然，欧美这种扭曲国际市场信号价格的补贴机制更多）。

央府通过”舆论先行、党务监督、行政去产能“的政治政策机制，而不是通过”环保标准上升“”钢铁产业用电用水价格调整“等单纯政策机制。有其深刻背景：

A。政企合谋和地方债务结构下，即便县域竞争效应消失，地方政府仍有意愿通过“地方行政”消弭“中央单纯政策机制”；央地利益矛盾和博弈不应忽视

B。政治政策机制基于政府更大权柄：定义“谁过剩、谁非过剩”的权柄，同时，政治政策比单纯政策对“优秀产能”的经济损害小——亦即，如果政府认定一个企业不是过剩产能、而是高效产能，那么征环保税、提高水电价格和”舆论先行，党务保障、行政去产能“比，对”好企业“损害大

只有充分认知到”舆论先行、党务监督、行政去产能“的政治必然性和政策的政治和经济优势，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会丑化、渲染自己的产能，结果造成授人以柄。这是政治政策机制在此前没有遇到过的。

然而我国各级政府习惯于采用政治政策机制和“政企联盟”机制，这两大机制是我国许多工作——包括环保工作，最喜欢、最擅长、最受追捧的政策工具箱。但无论各级政府、还是舆论、还是NGO组织，都没有”这些机制的国际政治和政策风险“意识。这是我国管制体系深层次的危机。需要严肃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