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共服务价格长期扭曲，造成了居民同时过度产生垃圾又过度主张安全清洁。

 

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邻避运动频仍。许多舆论将邻避运动的症结归因于“人民科学素养不够”、“政府公信力下降”、“公众参与不足”等。但，这都是归因错误。邻避运动的核心症结在公共服务等领域“价格扭曲”造成的“居民缺乏动力和意愿认真了解、思考和真实披露自己的风险承受意愿”。只有通过供给侧改革，解决或舒缓各种“价格扭曲”，才能促使人们认真思考“为了换取更低的风险，我愿意牺牲多少收入、承担多大失业风险和生活成本上升？”这一重大问题。相反，“加强科普”、“完善公众参与”和“增强政府公信力”等，都没有能力形成有效的经济激励促使人民认知并真实反映自己的风险承受意愿和能力。不解决经济激励，沟通、科普和公众参与都是治丝益棼。

 

邻避运动在全世界普遍存在。这种“反对在我家附近建设投资具有一定风险的项目”的博弈方式，一定程度上是居民反应其对“风险”的承受意愿的体制外渠道。实际上，居民的“风险承受意愿”对一个地区能不能发展、适合什么样的发展路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德国为例，民众愿意为“废核”带来的电价飙涨和污染加剧买单，这就体现了德国居民真实的风险承受意愿、决定了德国的能源结构和价格，进而深刻影响德国的产业结构和走向。因此，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在经济结构升级关键时期的全球经济巨人，理解邻避运动中所展现的居民风险承受意愿，对产业布局和发展战略制定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然而， 由于我国公共服务等价格过低造成的“风险收益”价格信号扭曲问题，这就造成了居民在邻避运动中所体现的“风险承受意愿”是被严重扭曲的。由于缺乏正确价格产生的经济激励，居民没有意愿和动机去认知并披露自己的风险承受意愿；相反，居民还有意愿和动机隐藏真实风险承受意愿，在通过过度消费享受扭曲价格带来的红利的同时，过度要求低风险。这样的扭曲对我国经济转型、不同发达水平地区的梯级发展和“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都会带来极其负面的后果。

 

一方面，对具有一定安全或环境风险的项目而言，发展红利没有直接显现在居民收入中，而是通过补贴、公共设施投入和就业等形式间接反哺居民——这是造成居民“风险承受意愿”被扭曲的第一层原因。以核电站为例，核电站带来的效应并没有直接体现在周边居民的收入中，而是通过促进当地经济、就业和财政，间接影响居民收入。因此，即便核电站真实风险很小，但当地居民却没有直接和立即从承担风险中获利；而其他地区居民却能够既不承担任何风险，还能够享受核电上马带来的经济红利。因此，即便从理性的角度，居民的最优策略也是“过度主张安全并搭便车享受其他地区核电带来的红利” 。

 

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和能源等价格的过低和无差别性，进一步扭曲了居民的“风险承受意愿”。以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居民居住地附近有无垃圾处理项目 、所产生垃圾通过什么技术处理、运输距离等因素对垃圾处理造成的社会成本，都没有合理的按责任分摊到不同居民的垃圾费和生活成本中。离垃圾处理设施远的居民没有交更高的垃圾运输费、依靠对环境影响巨大的技术处理自己产生垃圾的居民没有缴纳更高的环境污染费。 在这样一个无论有没有垃圾处理设施、在哪里有垃圾处理设施和如何处理垃圾，居民都可以随便扔垃圾还不用付出代价的环境下，任何一个 理性人都不可能有意愿忍耐一个可能产生安全和环境风险的垃圾处理项目。

 

因此，要机制性的激励居民认真思考和真实反映自己的风险承受意愿，关键在通过供给侧改革，理顺公共服务、能源和交通等领域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造成居民风险承受意愿扭曲的利益分配机制。这一改革的成败，关系到了我国是否能可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是否能继续改善。

 

以核电项目为例为例，我国电力系统的计划体制下，价格机制中长期存在着两大扭曲居民风险承担意愿的因素。一是计划体制下的成本定价，这使得发电侧不同技术的稀缺租被完全分摊给消费者。核电发电能力多寡对发电可变成本的影响完全无法体现在居民的零售电价中。二是工商业补贴民生。该机制包括：1、工商业替居民支付部分电能成本和绝大部分稳定供电和定理服务成本；以及2、供电不足时有限保障民生用电、对工商业拉闸限电。工商补贴民用致使居民能够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获得极为稳定的电力供给。由于居民完全没有暴露在核电发电能力稀缺造成的发电成本居高的价格风险中，也没有暴露在供电不足造成断电频仍的福利风险中，他们根本没有动机去理性权衡核电安全风险和价格福利风险的机制。因此，只有通过电力市场的供给侧竞价上网改革和零售侧价格管制改革，才能拉开有无核电两种情景下的电价和供电稳定程度差距，才能突出核电在稳定供电方面的价值，也才能迈出纠正居民核电风险承受意愿扭曲的关键一步。

 

邻避运动的出现和频发，是我国发展走到转捩点、亟需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信号。这一信号传达的既是供给侧改革的迫切性，也是政府对市场设计和管制精准、精致和精确化升级的必要性。如何通过机制设计、形成有效的价格或激励信号、使得人们认知和真实披露自己的“风险承受意愿”、并基于此来决定支持还是反对一个对经济影响重大但具有一定风险的项目，这是我国当前经济改革和社会管理的重大课题。面对这一课题，无论是顶层设计关注的发展和改革红利分配，还是具体市场设计关注的纠正价格扭曲，都需要从机制设计的视角发掘阻碍正确价格信号形成的关键性障碍，并设计妥适的激励机制。如果我们对邻避运动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政府公信力”、“人民科学素养不够”等浅层认知上，就无法洞悉邻避运动背后深刻的经济驱动，无法正确解读邻避运动所传递的经济改革信号，无法掌握解决邻避运动造成的发展困境。

 

（原文交付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