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那个关于“打车软件进行价格歧视”的帖子很火。回帖有些主张禁止公司利用AI进行价格歧视。这个建议其实并不一定好，因为价格歧视有可能是改善穷人利益的。

似乎AI让一级价格歧视渐渐变为可能。这固然是把消费者的所有剩余拿走了大部分。公司获利更多了。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可以根据每个人的行为进行定点定价，公司的策略的改变反而可以推进效率改进——也改善穷人的利益。

这是因为，和无法针对每个人设计定价相比，针对不同人设定价格的一级价格歧视机制下，企业会愿意给边际用户——那些价格高一点点就不消费的用户——以更低的价格；当然伴随的是给高支付意愿和低弹性用户更高价格。

而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企业会一致性或者分块性的抬高价格，使得边际用户得不到服务。

很多边际用户——价格高一点点就不消费的用户——是低收入人群，比如我这样的用红米的用户。

所以如果AI使得公司能够实现一级价格歧视，实际上公司和边际用户的福利是改善的，整体社会效用是提高的。而受损的是非边际用户——比如常常不管多贵都打的、用iphone的。

总之，利用AI算法进行价格歧视是否该监管，不是“显而易见”。所以，AI让供给侧赚到了更多的钱，让更多的边际消费者能够购买服务，推进了效率改进。然而却让刚性需求者们的消费者剩余大幅缩水。因此，人们觉得“优步滴滴亚马逊竟给不同的人不同价格，太邪恶了”的看法很片面。价格歧视对消费者未必是坏事，对边际消费者反而是好事（而边际消费者往往是穷人）。而AI的价格歧视还促进了整体社会的效率。所以无论从社会整体效率，还是收入分配的角度，都不能简单说价格歧视就是邪恶的。

相反，很多人认可“估计价格和真实价格有误差很正常，所以乘客应该承担不该抱怨”，但实际上让“顾客完全承担打车公司的价格预测误差成本”既不公平又无效率：这种价格制度安排，让公司不仅没有足够投资准确预测技术的激励，还有假报价格的激励。

进一步的，具体管制设计不能只看静态和本市场。比如在这个市场刚性需求用户的剩余被全部拿走，可能会影响他在其他市场消费的能力。而AI还会学会人们的有限理性的特征，有针对性的释放信号扭曲消费。但一户一价单独不构成需要监管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