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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法案，禁止表示转基因。如果政策和管制只从“知情权”等“权利”角度去简单推衍，那么美众议院的上述法案看似不合理。可是对于政策的分析，无论其经济、环境还是伦理后果，“知情权”等权利概念都远不足以支撑。这里给一个模型案例，告诉大家，为什么政策分析很复杂，不能老靠”权利“”良知“等概念支撑的简单逻辑。
在转基因食品的若干争议中，关于是否该推动标示转基因的讨论看来呈现了一边倒的态势。以消费者的知情权为理论基础，让老百姓自己选择，实现爱吃转基因的吃，不爱吃的不买，最后通过市场机制决定转基因食品的释放份额，这一政策建议看上去无懈可击。
然而，从政策角度，“标示转基因”是否是好政策却远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这里例举一种情景，在该情景中，“标示转基因”政策最终会伤害中低阶层。
在这里的理论模型中，有两种作物，一种是转基因作物，一种是非转基因作物，同时做几个假设：
1.耕地总量有限，农民根据市场价格选择种转基因作物还是非转基因作物；
2.相同的土地肥力、耕作技术、气象条件和劳动力投入下，转基因作物的单位耕地产量高于非转基因作物；
3.这两种作物完全可替代。比如转基因大米和非转基因大米。
4.所有耕地有相同的土地肥力、耕作技术、气象条件和劳动力投入。
在这样的假设下，如果标示转基因
情景1.当两种作物对人类的健康影响一致，而人们服从理性人假设并且信息完备、对称，那么人们对作物是否转基因将不关心。因高单位耕地产量，转基因作物将价格较低，人们将全部选择使用转基因作物，食品价格维持在较低价格。
情景2.如果转基因作物相较非转基因作物，有一定的健康风险，而人们正确而完整的了解该风险的分布。则对自身健康估价较高的、能够承担较高农产品价格的消费者会全部或部分选择非转基因产品。耕地和市场将根据转基因作物的健康风险、消费侧整体对规避风险的支付意愿等分配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作物所占份额。
和情景1相比，情景2的转基因作物价格也有可能上升，这是因为情景2中，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土地面积下降了，如果由于收入差异原因，富人对非转基因食品的需求较大的抑制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而穷人则无力购买非转基因作物，则情景2中转基因的价格将比情景1中高。对穷人来说，他们收入中的食物类支出比例更高，同时食物摄入量减少。如果因此造成的福利损失高过转基因可能的健康风险的预期损失，则穷人在情景2中处境较差。
进一步的，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健康风险被错误的高估，即便人们仍然是理性的、对自身健康的估价不变，人们将过度的需求非转基因作物，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相应的，转基因作物价格升高幅度更大，最贫困人口受损更严重。同时，富裕人群也因过高估计其健康风险有效率损失。
如果不标示，
消费者无法区分产品是否是转基因的，因此市场均衡会回到情景1。因此在这个假设的世界中，“标示转基因”将伤害低收入人群。如果转基因的健康风险被过高估计，那么富裕人群也会受损。
总结一下：这里只是列举了一种情景，在另外一些条件下，标示转基因有可能让更多资金进入农业，从而同时降低转基因与非转基因作物的价格，这样的情境下，标示转基因就一定是一个好政策。
但无论如何，标示转基因的政策影响并不是直观的，它需要更细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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